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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上，半月谈记者现场听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特别注意到，“纵向流动”新概念先后两次在关键处被提及。在谈到促进教育公平发展时，报告承诺：“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的渠道，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在谈到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时，报告提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

　　“纵向流动”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非偶然。事实上，李克强担任总理两年间，在多个场合频频论及“纵向流动”。“纵向流动”，已走出社会学的理论范畴，进入高层决策施政视野，成为中央政府回应社会关切和统筹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探寻公平正义价值的新路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图景在转型期的中国上演。然而，与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横向流动相比，人群在社会地位上的纵向流动尚不尽合理、充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该如何预防和遏制社会结构板结现象和阶层固化趋向?

　　流动改变中国，流动激活社会。公平的纵向流动机制、畅通的纵向流动渠道，成为当前社会各群体的新期待。

　　高频词彰显中央政府的底层关切

　　早在两年前，刚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答中外记者问时，就首次提出把“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作为施政目标之一。他特别举例说：“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

　　总理的这种底层关切，在当年8月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得到凸显，并付诸决策。李克强在主持这次会议时表示：“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可以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

　　同年11月，在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开幕式演讲中，李克强进一步拓展“纵向流动”的内涵外延：“我们正在加快制度建设，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促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创业公平，促进社会纵向流动，保障每个人的发展权利，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半月谈记者注意到，尤其是进入2015年以来，“纵向流动”成为中央政府文件和讲话高频使用的关键词之一。今年2月9日，在与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李克强希望参事、馆员们多提惠民利民的新建议，“使政府更好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在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促进纵向流动等方面推出更多有效举措”。这里，“纵向流动”与其他常规民生领域相提并论，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着力点。

　　随着“纵向流动”新理念的提出，多个底层群体的处境和命运引起本届中央政府的特别关注。今年元旦刚过，李克强来到广州，实地察看外来务工人员危房改造情况。他说，我们要的是包容性发展，必须改善农民工、城市困难群体生活条件，努力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他们纵向流动提供公平机会，让他们生活有希望，奋斗有回报。

　　上升通道遇堵，纵向流动不畅

　　政府提出“纵向流动”新理念，针对的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我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底层人群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的纵向流动动力不足，渠道变窄，成本增高，难度加大。

　　西方社会学家韦伯曾提出三维分层的经典理论，他以经济标准(财富)、社会标准(声望)和政治标准(权力)，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奋斗而改变命运，甚至由最底层的‘屌丝’变成一个头面人物。”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坦言，“近年流行的所谓‘屌丝’，其实就是一部分边缘青年人群对上升无望的自嘲。”

　　深圳坠楼青年许立志生前打工时曾发出不平之鸣：“我咽下一枚铁作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我咽下流离失所/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对此，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感慨道：“活生生的青春生命，在枯燥的流水线上，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他们看不到前景和未来。富士康发生的‘十三连跳’，发人深省。”

　　施芝鸿对半月谈记者表示：“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产生了既得利益群体，把社会成员的上升通道堵塞了，有人称之为上升‘堰塞湖’现象。”

　　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都提到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民盟中央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思美表示，利益固化会导致阶层固化，纵向流动不畅、上升渠道逼仄。他很看好80后、90后，“如果国家和社会使用得好，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主宰未来的创新一代，比前几代人更具创造性。”

　　对于这一代的当下状况，温思美则不无忧虑。“当前在不是很透明、很完善的竞争机制下，在规则扭曲、规则公平缺失下，初入社会的年轻人通过竞争方式实现纵向流动遭遇阻碍，从而对未来发展预期充满不确定性，就会造成一个群体的不安、郁闷、失衡。”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流动，我国社会学界大体形成了四种判断，即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层化论”、以李强为代表的“碎片论”、以李路路为代表的“结构化论”和以孙立平为代表的“断裂论”。四者视角和结论不尽相同，但大都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实现向上流动的力量明显弱化，呈固化趋向。

　　固化趋向突出表现在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之中。近年网络舆论不断衍生的各种“二代”说和仇官仇富心态，尽管带有贴标签的绝对化倾向，但也折射出不同社会群体的隔阂。

　　相对贫富差距来说，阶层流动性是衡量社会善治更好的尺度。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对记者说：“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和信心。”

　　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为促进纵向流动清障突围

　　社会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和社会和谐的稳定器。从根本方向看，促进纵向流动有赖于改革的全面深化。既得利益者利用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共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了巨额利益，已经成为改革最大的风险和阻力。

　　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针对此，当前尤其需要拿出勇气，打破利益固化藩篱和公共资源垄断局面，通过社会改革和制度改革重构利益格局，重建社会流动机制。

　　温思美委员建议完善社会竞争机制和游戏规则，提升透明度和公平性，让社会成员增强认知预期，认识到哪些是只要付出努力和奋斗就可以达到的，从而降低行动风险和焦虑感。在他看来，“一个良知、良性的社会，应当具备四性：透明性、问责性、参与性和可预期性”。

　　中国社会迄今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结构，中等收入者群体总体比例较小，亟待扩面。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须纠正被某些权贵资本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切入居民收入内部结构中差距过大、规则紊乱的症结，削减权力寻租和灰色收入的空间，让财富更多地向劳动者倾斜，并最终形成有利于中等收入阶层成长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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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海南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