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结构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其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越低，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越高。少地贫弱阶层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高(68.89%)，而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反而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低(4.79%)。

　　数据表明，家有男孩的农户对于读书有用性认同的组内占比为60.7%，而家有女孩的农户对于读书认同的组内占比仅为43.0%，有2个及2个以上且同时有男孩和女孩的农户家庭对于读书有用性认同的组内占比为52.2%。

　　可见，与家有女孩的农户相比，家有男孩的农户明显更认同读书有用。同时，家有女孩的农户对于读书无用性认同的组内占比为51.2%，这比家有男孩的农户高了十余个百分点，也比2个及2个以上且同时有男孩和女孩的农户家庭高了7个百分点。

　　乡校撤并使村落社会沦为文化荒漠

　　在解读雍村农民和农户对于读书功用性不同分层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读书无用论在中国村落内部的流行并非是一个被媒介故意渲染起来的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冲击现行村落社会的真命题。为什么在城市中国越来越步入知识社会和开放社会的当下，乡土中国的读书无用论思潮却日益凸显呢?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

　　第一，中国“单位制”解体与“就业方式”改变，使缺乏社会关系网的农村读书人陷入就业困境并影响村落社群对读书效用的传统观。农村家庭子女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关系网，同时也缺乏社会就业体系中完全异于知识体系中的文化习得，因此很多最后都不得不进入到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或者失业回乡。由此，村落中口耳相传的读书人形象无疑被进一步固化为本村落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和失业回乡的大学毕业生形象，这种现实可及的例子无疑与以前读书能获得铁饭碗从而改变命运的例子截然相反，读书无用论观念逐渐萌生。

　　第二，中国不断开放的城乡人口流动政策抵消了村落人传统中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实现身份转换的功效性。村落中曾经只能寄希望于读书才能实现的流动理想，现在则有了多元化的替代性选择方案，更何况读书在村落中曾经所能发挥的类垄断性地位升迁渠道优势也渐趋弱化，农民的实用理性则会在“成本—收益”投资决策中从行为上强化“读书无用论”思维的形成。

　　第三，乡校的大规模撤并使村落社会沦为文化荒漠，为读书无用论思潮在底层的流行提供现实空间。以“两基”为例，1986年，中国有82万所小学，9万所普通中学，到2014年，小学数降到20.14万所，普通初中降到5.26万所。在这些被撤并的中小学中，绝大多数为农村学校，而镶嵌在广大边远偏僻农村的教学点更甚。如此大面积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村落社会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曾经作为村落文化中心的学校逐渐远离村落，村落从此逐渐沦为文化荒漠。

　　家庭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底层向上的阶层流动

　　综上所述，我们总结：第一，越是处于各种分类标准底层中的农户家庭越认同读书无用，可见底层难以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背后具有强大的家庭制约因素;第二，正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的阶段越高，农户家庭对教育无用性的认同度占比越高，可见，在教育筛选轨道上距离越远、停留越久越容易引起底层家庭的反对;第三，家庭收入结构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其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越高，可见开放性的市场空间也是导致读书无用论形成的关键因素;第四，并非村落中最富裕的家庭最认同读书有用，相反是中间偏上收入的家庭最认同读书的有用性。

　　第五点尤其值得关注：底层家庭内有关读书效用性的话语表达与行为逻辑经常发生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性发生的内在原因与深层逻辑究竟是什么?

　　我们对雍村的研究发现：雍村中存有这样一批农户家庭，他们尽管在问卷调研中对教育有用性表达了认同，但在访谈中却发现对其子女教育多采取顺其自然的不作为态度和行为，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态度是“读的出来就读，读不出来就早点打工或者嫁人”。

　　底层社会中的底层群体其话语表达与日常行为之间显性的不一致时刻发生，更不要说那种隐性化的表达，他们自身都无法准确说出自身的话语和行为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内在诉求。

　　事实上，相对于高度重视教育和具有多元化教育选择机会的城市家庭而言，农村这种表面上顺应子女教育自然发展的日常消极行为表达，客观上导致了农村底层难以提升自己的阶层。

　　越底层的农户家庭，其对于读书无用性的认同比例越高，因此其代际之间因教育而发生的社会流动率可能性也就越低，阶层固化的症结更多来自于这个群体，这是值得格外重视和针对性干预的现象。

　　(文中市县及市县以下地名均属化名)

　　(李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邬志辉为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

（编辑：海南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