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让贫困大地萌发生机

　　——扶贫一线的人才群体

　　如今，一些贫困地区人才的“冻土层”被打破。山村乡贤、扶贫“闯客”与优秀干部正不断向扶贫一线集聚，释放新的红利，成为扶贫“增量”。

　　新乡贤：“金凤凰”带着乡愁回归

　　再穷的村也有先富的人，再富的人也都有乡愁、乡情，他们是最愿意把老家的人拉一把、先富带后富的人。

　　深山中的甘肃通渭县马营镇新庄村，从2014年起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工厂——养羊场;第一个“银行”——羊银行。羊场成规模地养殖上千只羊，并以“投羊还羔”的模式，向群众“贷”出基础母羊，群众两年内向羊场还两只羊羔即可。在这个山村，已有140多户群众加入规模养殖的行列。而羊场、羊银行的创始人，是30多年前村里考出去的一位大学生、如今年届50岁的王照基。从寒门子弟到重点大学本科生、科研院所的技术骨干，再到自己创业，王照基已是甘肃省一家知名建筑公司的总经理。事业有成的他，有一个情结久久萦绕不去：如何让老家的生活也好起来?

　　在通渭县，每个贫困村都有一个企业来对口帮扶，而帮扶者主要是30多年前曾被食不果腹的赤贫逼走的“闯客”，当他们创出一番事业，又都不约而同想给老家做一点事。通渭县委副书记谢占武介绍，“打工皇帝”因转型需要或乡土情结，许多都愿返乡先富带后富，进行扶贫接力。不独通渭县，在“回商”故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陇东革命老区，都有一批“回商”、煤老板、油老板回到村里先富带后富。

　　在重庆，云阳县无量村大果水晶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大可也是一位新乡贤。无量村坐落在双土镇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坡陡沟深，土地贫瘠，2000年村里人均收入不到300块钱，当地人都说“无量山上无饭吃”。然而，就在村里不少青壮年想“跳农门”时，一只“金凤凰”反而飞了回来。

　　那时，杨大可和妻子毅然放弃了“白领”生活，回到无量村承包了288亩荒山荒地种梨。“我看准了项目，下了决心，3年之内要争取干出名堂。”杨大可说，在全家起早贪黑拼命干了两年后，终于在2002年让黄灿灿的梨子挂满枝头，3万多斤梨共卖了近6万元。

　　“是党员，就不能只顾自家富，而要闯出一条乡亲们都能致富的路子来!”之后，杨大可走村入户，带领村民们种梨致富。他先后成立了云阳县大果水晶梨种植专业合作社，建立产业党支部，实行“合作社+基地+种植户”模式，并牵头注册了“大可水晶梨”特色鲜果商标，水果畅销成都、武汉等10多个大中城市。如今，杨大可又借鉴发达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经验，在无量山推出了“山上种树、树下种草，草地养畜、畜粪肥地，养蜂授粉、农业观光”的立体生态农业模式。

　　扶贫“闯客”：一人带活一池水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许多贫困村都有一批自学到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他们不一定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从十七八岁起就在劳务市场中闯荡，市场灵敏度强，缺什么就学什么。

　　近期，记者在革命老区甘肃庆阳市随机采访8个贫困村，与村支书一道依据村里现有基础数据，按家庭收支情况、收入来源和支出去向，将所有农户划分为几个档次。结果在这8个村中，有6个村的增收最快主力军是外出务工人员中掌握了一技之长的“大工”人群，每年一个人带回来的收入就在5万元到8万元左右。这些人有几个共同特点：眼睛从一开始向下看地里，变成朝外看市场;手里没有钱，但在外多年，吃苦掌握木工、砖瓦工等一门小技艺;脑子越用越活，有的渐渐发展成包工头、小老板;腿越来越长，最早在附近打工，然后是全国各地哪里挣钱多，就往哪里跑。

　　扶贫“闯客”不一定是村里的富裕人口，但一个人却能带活一池水。特别是电商扶贫，让贫困地区的万山阻隔变成网络上的近在咫尺，一个家庭中曾经的非主力成了新主力。

　　作为我国首批电商试点市，甘肃陇南市电商扶贫两年间突飞猛进，开办网店5923家，实现农产品网上销售10多亿元，带动1.64万余人就近就业。从网上叫卖3个月只卖出1箱苹果，到苹果网店销售额达870万元，陇南市礼县“90后”小伙康维起用了1年;而他的父亲从16岁卖苹果到去年实体店苹果外销超1000万元，花了30年。

　　治村能人：敢干事、能干事

　　河南滑县是中原地区重要的产粮大县，全县贫困人口12.5万人，贫困村178个，一些村在村支书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滑县扶贫办主任王印章说，凡是发展比较好的村，村组织建设都比较好。

　　在滑县慈周寨镇北李庄村临近省道的农田里，一排排的蔬菜大棚成为该村亮丽的风景。2012年之前，北李庄村总共3000多人、900多户中，贫困户多达500多户，而到去年，还剩202户贫困户，今年底预计全村90%的人口都将脱贫。

　　2008年，32岁的刘洪选当选为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他当过兵、做过销售，在村里开了一个制造铁门的加工厂，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考虑到村里一部分人有做木工的传统手艺，他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村里的家具小作坊进行整合，组建了一个家具产业园，有24户入驻，都是村里较早富裕起来的人。

　　刘洪选说，产业园效益还可以，但它的带动性不强，属于家庭作坊式的，所以在2011年他就将蔬菜种植作为全村的扶贫产业。如今，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家种大棚，而妇女、老人可以到大棚里帮忙做短工挣钱。这几年每到收获季节，本村的劳动力根本不够用，吸引了不少附近村的村民来打工。

　　“扶贫得有产业，有了产业，人才自然就回来了，没有合适的产业硬拉也拉不回来。”刘洪选说，“一个村要想发展好，首先得有一个团结的村委，敢干事，敢承担责任，这样才能办成事。”

　　驻村干部：群众不脱贫，我们不撤离

　　当前各地政府力推的精准扶贫，不仅为贫困地区带来了政策、项目、资金的精准“滴灌”，实际上也带来了帮扶力量、智力资源的精准对接。贫困地区一向是人才洼地，想要通过市场途径实现人才从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的逆向流动，难于上青天。而发挥政府“有形之手”进行干预，让干部队伍下沉帮扶无疑是一剂“速效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选派扶贫工作队是加强基层扶贫工作的有效组织措施，要做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今年4月，中组部、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为贫困村选派优秀干部担任村支部的第一书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西北的特困村甘肃环县甜水堡镇鲁掌村278户村民第二次迎来干部工作队。第一次的工作队是为推动包产到户，而这次则是反贫困。鲁掌村有上百户人每天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美元。2014年，村里来了一支由10名县、镇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工作队已在鲁掌村驻扎了300多天。群众不脱贫，我们不会撤离。”镇党委副书记侯跃东说。

　　“马老汉问武晓岗，人均7分地，如何奔小康?武晓岗回答很响亮，只要龙头舞起来，只要融入大市场，7分地也能奔小康。”这是甘肃临夏州和政县三谷村群众给“双联”(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干部武晓岗编的段子。武晓岗是甘肃省农发办评审处处长，3年前初到三谷村，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群众种着洋芋、油菜、小麦老三样，穷了还种，种了还穷，农业生产与市场严重脱节。如今，走进三谷村，观念转变的百姓在地里栽植树莓，种起中药材，人均纯收入比2012年翻了一番。

　　在甘肃，像武晓岗这样的“双联”干部有40.8万名，他们与67.1万群众“结亲”，还有1.5万个单位与1.56万个村结对。东乡县委副书记马斌认为，“双联”和帮扶工作队名不同而理念相通，都不鼓励用堆砌权力、资金、资源的办法完成脱贫指标，而是发挥优秀干部学历高、见识广、能力强的优势，充实基层组织，以便精准而系统地帮助贫困群众开阔眼界、提升能力。

　　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组织一处副处长王荣介绍，宁夏向每个贫困村选派两到三名干部组成驻村工作队，基本遵循一个单位的人员驻扎到一个村的原则，一驻两年，每月不少于20天，其间不得轮换，任务是要在抓项目过程中，重视培养村干部、致富带头人，保证干部驻村帮扶的持续效果。

　　驻村干部的烦恼

　　目前，下派驻村干部填补农村人才短缺还存在隐忧。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驻村干部缺乏后方支援，单凭个人能力效果欠佳。一是部门之间“财力”有差异，财政、卫生等部门帮扶力度大，省级单位的帮扶效果明显好于市县一级。二是有的“干部派下去，部门就不管了”，干部更多的是发挥个人能力“送钱送物”，面对贫困程度深的村子，感觉杯水车薪。

　　有一些下派扶贫干部认为，自己所在部门没有项目、资金，无法给贫困村带来具体的变化，在村里似乎并不能发挥很大作用。四川东部某县一名下派扶贫干部说，如果扶贫干部没有给贫困村带来项目或资金，并不会受到村民多大的欢迎。

　　驻村干部发挥作用的持续性有待提升。部分驻村干部提出，之前一些部门单位下派过驻村干部，当时承诺为村上做一些实事，帮扶时间到期后，事项由于多种原因未完成，留下“半截子”工程。另外，驻村干部为群众争取的产业项目要取得明显效果，还是要依靠村两委班子，但短期内其能力很难大幅提高。

　　2014年10月，四川巴中市南江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主任李德泉被选派到寨坡乡溪口村进行驻点帮扶。李德泉驻村后发现，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全村的口粮全部靠买，土坯房占90%比例。打工的人赚了钱想修房子，也由于道路不通运不进来材料。村里的产业扶持主要集中在中药材上，但面临技术瓶颈和交通影响。

　　让李德泉颇感头疼的不仅是脱贫任务艰巨，还包括“脱贫考核”。他说，上级要求按季度脱贫考核，有的地方甚至细化到月，一级一级往下压。“给我下了3年脱贫任务，村里31户贫困户今年要脱贫15户，我只有估算他们中药材的收益，找出他们中种植面积大的，从高到低排。但是第一季度没有收成怎么办?只有先报一个数字应付。这种过于细化的考核其实对扶贫并没有真正的作用。”李德泉说。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副局长刘维嘉表示，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于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按季度或按时间上报脱贫人口，应是基层的片面理解。“每年下达任务时，都有一句话，即将减贫情况落实到乡、村、户，让工作落到实处，要报计划。”刘维嘉说，“基层干部有情绪可以理解，主要原因还在于脱贫任务压力传递后，部分地方在政策执行和落实中走样或产生偏差。”(采写记者：张钦、李松、陈地、邹欣媛、刘金辉、吉哲鹏、李丹)

（编辑：海南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