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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度倚赖药物治疗，忽视心理治疗手段。目前心理医生多采取生物医学模式进行药物治疗，甚至有开大处方的情况，而对于心理咨询模式的技术治疗则相对抵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排行中居首位，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却不足五成。因此，许多人在身体出现不适时往往不会想到精神疾病方面的可能性，导致首诊误诊率较高。而院内和院际之间的转诊机制、心理医生参与的会诊机制尚不完善，也使诊治效果不佳。

　　监管缺位，利益驱动

　　目前，我国心理咨询师的资质认可和证书颁布归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心理咨询师申请开办心理咨询室，仅需当地工商部门注册审批，不在卫生部门的监管范围内，导致监管缺位。孙瑞熙表示，工商部门对心理咨询室监管松散，有工商部门的人来做年检时，直接说“其实没必要申请营业执照，你们就算无证经营我们也懒得管”。

　　如此一来，心理咨询室仅能靠行业协会约束，而国内心理咨询师行业协会还没有起到应有的制约和管理作用，没有开展鉴定、评估等相关活动。半月谈记者在中国心理咨询师协会官方网站看到，入会标准中注明：获得国家职业资格心理咨询师三级、二级证书的心理咨询师，或从事心理咨询工作5年以上并发表过学术论文的心理学工作者，每年缴纳30元会费便可申请成为普通会员。“每个省还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协会，当会员很容易，想做理事也只要每年交300元的理事费，门槛很低。”孙波说。

　　监管缺失纵容一些心理咨询师将“向钱看”当成唯一标准。孙瑞熙表示，由于缺乏医疗部门监管，心理咨询行业“甚至没有对超范围行医的认同和自律”。一位多次接待抑郁症患者的心理咨询师说：“我只负责心灵抚慰和收钱。抑郁症本身就有自杀的可能，即使患者情况恶化跳楼了，和我也没有直接关系。”

　　在心理诊疗方面，心理病房盈利能力较弱，是医院不愿开设病房的主要原因。心理治疗费标准偏低，再加上部分医生忽视职业操守、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导致“重开药、轻治疗”现象出现。

　　辽宁省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何茹告诉记者，心理病房效益好时每月能创收30万元，病人较少时仅有十几万，与其他病房动辄月创收上百万无法相比，因此受重视程度较低。

　　据了解，目前沈阳市物价局规定心理治疗费是前40分钟收33元，之后每20分钟加15元，此标准已经27年没有调整。何茹说：“我做了一个近4小时的心理治疗，一共收费198元，而市面上的普通心理咨询师每小时都能收费200至500元。曾有心理咨询室过来挖角给我的开价是咨询费每小时1000元。”

　　由此，一些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心理医生就成为“光开药医生”和“速诊医生”。辽宁本溪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精神科大夫表示，和病人说话是在浪费时间，“说再多话也没有利益，开药才能有提成”。

　　提高准入门槛，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孙瑞熙、孙波等业内人士认为，为促进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宜明确监管部门权责范围;提高心理咨询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培训市场管理，对心理咨询师设置长期考核和常态化学习机制。此外，还应从医学角度对咨询范围和问诊方法划定明确框架，并制定监管处罚条例，加强行业协会和业内正向引导能力。心理咨询行业可以参照临床医生培训体系，设立正规的晋升和指导流程，设立定点培训实习机构。

　　在心理诊疗方面，业内人士建议，可采取加强医德教育、适当提高治疗费标准、引入民营资本设立专业心理病房等措施，推动心理诊疗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此外，提高收入水平，避免专业的心理诊疗人才大量流失。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介绍，目前中国接受正规系统训练的心理学工作者约1万人，只有20%左右从事一线应用治疗工作;而美国接受正规训练的心理学工作者有20万人，90%活跃在一线应用治疗领域。

　　对于心理诊疗行业面临的困局，沈阳市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光明等业内人士建议，应加快开放心理医生多点执业，引入民营资本扩大设立心理病房。同时，应在全社会加强心理健康宣传，完善心理科室的会诊和转诊机制，减少心身疾病的误诊率。(半月谈记者 于力 彭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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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海南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