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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农业的产业链是不健全的，需要一个组织。‘新农堂’就是这样一个促进新农人连接沟通的平台，让每个单体弱小的新农人找到存在感，用小伙伴的力量武装起来。”“农青F4”成员之一钟文彬说。在钟文彬看来，每一个新农人都像是一个孤岛，这个时候，需要有股力量让大家抱团取暖。

　　2013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长沙等地纷纷组织新农人的线下聚会，一些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新农人代表四处为新农人奔走呼吁，全国各地的80后甚至90后农业从业者，都称呼自己为新农人。

　　以分享、抱团为特征的自组织性，是网商群体的独特特征，也是新农人的重要基因之一。阿里研究院指出，新农人和热心新农人事业的各界人士通过自组织，已经搭建起一些旨在为新农人交流互助、资源对接的平台，如新农人联盟、新农人联合会、农禾之家等。

　　基于这些平台，新农人在价值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协作不断深化，不同新农人在生产、销售、营销、服务等不同环节具有各自的优势，通过自组织的平台组织，新农人可以找到广泛的合作伙伴，把握住更多新的商业机会，从而使得整个价值网络获得多赢。(半月谈新农人调研小分队 本篇参与调研记者：毛伟豪、王政、胡旭、刘巍巍、周楠、张颖、肖思思、夏冠男、李松、吉哲鹏、张志龙)

　　仅有热情，只能当“炮灰”

　　——新农人：追梦田园 深耕蓝海(下篇)

　　新农人方兴未艾，其发展过程也遇到一些瓶颈和苦恼。半月谈调研小分队发现，从新农人自身来看，不少人热情有余、历练不足，对市场风险防控不够;缺少相关技术和人才支撑;与本土农民在观念融合、利益共享方面存在一定矛盾与冲突。从政府支持来看，在土地供应、税收减免、融资、补贴、农业保险、培训等相关配套扶持政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亟待加大力度。

　　挑战新农人：市场历练和团队培养

　　“农业是一个相对特殊的行业，没点理想主义干不成事情，理想和责任过重又有点超越现实。”新农人联盟发起人“野地里的辛巴”表示，“虽然现在农业很热，一群人已经进入这个行业，但要冷静看待市场，把握节奏深耕下去。”

　　在重庆市彭水县联乡，新农人何世素在城市积累了一大笔资产后，携资1000多万元，流转近3000亩土地种植玉米、高粱。对于何世素搞起的大项目，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并不看好，原因有二：一是选址不科学，二是基础设施严重不匹配，导致种粮成本高企。

　　据何世素介绍，她投资修了18公里通村道路，为了给土地施肥，还从河北拉了一车皮50吨的干鸡粪、有机肥。购买农机、拉电、通水、修建配套生产库房、管理用房的花费就超过1000万元。

　　在罗远江看来，不少对农村、农业并不熟悉的新农人，有时候仅凭对土地的一腔热情，把农业投资项目看得太简单，缺乏成本控制、风险防范的有效手段，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既伤己又伤人。

　　海南新农人吴家元说，很多人搞现代农业容易理想化，认为自己只要付出辛劳就一定获得回报。但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只要有一个环节考虑不周，就会功亏一篑。

　　湖南新农人胡娟举例说，2012年底，她的养鹅事业蒸蒸日上，但没有考虑到岛上环境潮湿，养殖环境发生了变化。头一年，养殖环境相对干净，病菌较少，后来养得越久，潮湿环境下病菌越积累越多，导致疫情发生。年底死了1/3的鹅，请来畜牧水产局的专家，也来不及挽救。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郝东云认为，投入新农村建设仅有热情和资金是不够的，否则就会变成个无底洞。他接触过不少新农人，把热情和金钱投进去，不仅血本无归，甚至众叛亲离。“农村甚至成了他的伤心地。”

　　人才培养难，也对新农人构成巨大挑战。“村里种菜的，数我年纪最小，可我都过50岁了。”北京市通州区菜农郎广山告诉半月谈记者，赔钱的现实让菜农越来越少。“种地的人本身就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年轻人很难找，在种地人里面，有过有机蔬菜种植经验的人更少。农家肥怎么用、怎么发酵，使化肥的人不知道这个。”

　　“分享收获”农场主石嫣说，现在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农民会种菜。“我当初找人种菜，跟人家说，不用化肥、不用药、也不用激素，他们直摇脑袋说‘不会种，你这是说着玩吧’。现在我雇的人，也是经过一年的培训，再加上给他们做工作，才让他们思路转变的。”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吴文良说，未来的农业企业都是专业化的公司，从投资的角度看，未来的农业人才也必须是复合型人才，不光需要懂得农业技术，还要懂市场，会用现代营销思维解决问题。

　　对于新加入农业的年轻人来说，选择农业就等于选择了辛苦的坚守。“别的姑且不论，能坚持下来就不容易。”北京蔬菜病虫防治“飞虎队”队长郑翔说，由于人员紧缺，这两天他又在中华英才、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网站上广发纳贤帖。“队里先后走了20多人，流动速度明显加快了。”郑翔很无奈，“很多优秀队员迫于压力，不得不离开这份他们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最小的90后队员刘艳飞加入“飞虎队”时间并不长。在他看来，虽然收入低一些，可是能学到真本事。然而理想的丰满抵不过现实的骨感，眼下面临结婚组建小家庭的生活压力，小伙子开始犹豫，自己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水土不服：利益、观念冲突需要磨合

　　“故乡，意味着跟你打交道的都是叔伯邻里，都是看着你长大的长辈。回到自己的家乡做农业更难，有太多的情感、太多的矛盾在其中。”“农青F4”成员之一陈统奎说，他采用市面上最高的收购价格，与签订收购合同的荔枝农“约法三章”：不能使用除草剂，不能使用化肥，低毒低度使用农药，并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最终做到不使用农药。有邻居偷偷使用了化肥，结果自然是拒收。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至今留有心结。

　　另一个合作的农户，希望陈统奎包销他全部荔枝。“做不到就乱发脾气，到村口跳起来骂，说大学生回来是骗人的，熟了的荔枝不要，要的时候荔枝又没熟。”陈统奎说，“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不适应，但的确有些委屈。”但是，他还是愿意帮助农户坚守更耗时耗力的传统生产模式，重建用户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

　　类似的矛盾与冲突，海南新农人吴家元也曾碰到过。他告诉记者，初返农村时，发现老一辈农民和自己的观念格格不入。“比如种植蔬菜品种的问题，头一年种植亏本的品种，下一年绝对没人敢种。当时自己提出，头一年亏损了，下一年看清市场形势再种，说不定会大赚，但是很少有人响应，甚至有人讥讽说，‘亏本的风险你来承担吗?’好在现在农业合作组织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能人可以准确研判市场，但要改变老农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观念，非常艰难。”

　　湖南益阳市资阳区流源桥村的大学生村官赵元剑亦有同感。他说：“看到村里学校很破旧，我建议重新修缮下学校，毕竟教育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但村里人认为‘要想富，先修路’，所以后来还是先修了路。”

　　在广东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周田村，有个四季分享农场，负责人张和平曾做过公务员，也曾下海经商。一天，他到田间地头走访。“不走不知道，一走吓一跳!”他发现，农民们早已习惯了喷洒农药杀虫，还用洗衣粉浇菜，他的岳母甚至还“提点”他，“用洗衣粉浇的菜不但长得绿油油的，还不长虫!”

　　“很多农民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种植方法，竟然还不知道农药会对人体产生毒害，无知无畏地种植。”从此，张和平决定弃商从农，摸索有机农业。

　　在石嫣看来，提高农民收入、建立农户对于CSA模式的信任是关键。“其实农户做有机农业的意愿还是很强的，只是因为他们受市场和天气的影响太大了，承担了太多风险，所以很多时候都尽可能多地使用农药和化肥来保障自己收入，而CSA互助模式能让农民得到稳定的收入。”

　　通州农民郎广山是石嫣的合作伙伴之一。农场每卖出1斤菜，郎广山能分得5.8元，每个月包销8000斤菜，刨去农资成本，他1年至少能有20多万元收入。“要除虫，就要打农药;要让蔬菜长得快，就要施化肥，20多年来大家都一直这样干。”郎广山说，“但现在我种菜园子，再也不这么干了。”

　　长期关注新农人现象的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助理刘毅表示，新农人具备新理念、新思维、新技术，但是要改变农村、改造农民绝非易事，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以先进的理念带动、影响、沟通、交流，并进行科学有效的培训和指导，才会促使更多老农人转变为新农人。

　　政策支持体系亟待覆盖新农人群体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曾对新农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显示，在一些地方，新农人很少有获得政府资金和政策扶持的，在培训产品认证、品牌建设等方面也很少得到支持。他呼吁，国家应设立“生态(有机)农业国家奖”，政府尤其是县级以下政府要特别重视新农人的作用，把其行动纳入国家生态农业建设和发展的整体行动中，容许他们承担政府相关生态农业项目，让其享受到针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经营主体的政策优惠等。

　　曾经从事IT行业的高红伟2012年起在北京市通州区投资开办了农场“菜农人家”，他目前最担心的是“被拆迁”。北京的耕地越来越少，每天都有风险，不知道哪天就被占了。“发展有机农业需要长期租用一块土地，因为农场的土地都用有机肥，这样的土地越养越肥。我们好不容易把土地养肥了，政府一拆迁或者农民毁约，几年的心血和投资就全泡汤了。”

　　缺地是许多试图扩展经营规模的新农人面临的一大难题。浙江慈溪市宗汉庆丰蔬菜农场负责人朱月芳经营着600多亩土地，本想扩大经营规模的他遭遇“当头棒喝”，当初流转土地的20多家农户想收回土地自己种。“我一家一家做工作，有一户人家去了8趟，但他还是极力要收回。”朱月芳说。

　　北京绿蜻蜓家庭农场创始人周建军表示，现在政府补贴只是针对农产品，而绿蜻蜓家庭农场现今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推广“租地种地”的体验农业，不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政策扶持。

　　大学生村官赵元剑创业享受过一些优惠政策，但到各职能部门办手续、去银行申请贷款等过程中，赵元剑没少碰钉子。“很多政策比较虚，希望这种扶持政策能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现在从银行贷款没有抵押物不行，小额贷款又难以满足资金需要。”新农人程利岳说，自己的杨梅基地需要500万元贷款，就是申请不到。“我们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杨梅保鲜技术，但是，我们这个小企业要做大，急缺资金。”

　　海南省农业厅信息中心主任林春坦言，现在各地对于不断增加的新农人缺少政策扶持，把他们当作创业者看待，但农业的特殊性又让一般的创业扶持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融资抵押贷款、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等。

　　“农业保险赔付额度过低，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承担能力较脆弱。”湖南衡阳县新农人颜卫杰积极性受挫。他认为，应当结合当前农村用工实际，适当放开工伤保险的年龄限制范围。“农业生产招工困难，农民过了60岁，照样要挣钱，体力上也有这个条件。但是按我国工伤保险的投保规定，要求投保人不能超过60岁，这样的话，这些60岁以上的农民一旦受伤，就必须由用工者自掏腰包。”

　　2015年2月1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完善对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服务体系”。中央一号文件还强调，要支持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与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这对于新农人的发展来说是利好消息。”阿里研究院高级专家陈亮、张瑞东等人认为，新农人成长需要大力扶持，政府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明确出台支持政策，但是对新农人群体尚未有明确政策。新农人和新型职业农民既有重合之处，也有明显区别。比如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应该在坚持公平的前提下，对新农人群体给予必要的创业激励，包括对农产品卖家、农村卖家给予更多的培训支持，将其作为小微企业的重点群体进行扶持。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继续加大投入，建设农业信息网络，搭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同时要加大对农民的电子商务培训力度，让传统农民、职业农民与新农人尽快‘链接’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现代农业。”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蔚建议。

　　农业部市场经济与信息司司长张合成曾多次参与举办和筹划各地新农人互助沙龙，他充满激情地展望新农人的明天：“新农人是一群重信息、重资源、重互利、重创新的农业爱好者、投资者、服务者，是时尚农民。我之所以倡导并推崇新农人，缘于当今社会每一位新农人都是一枚坚挺的良币，我们需要主动发现和推崇这些良币，最终希望以点带面推进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业现代化。”

　　追梦田园，深耕蓝海。新农人，一路拓荒，一路走好!

　　(半月谈新农人调研小分队 本篇参与调研记者：李松、毛伟豪、张颖、王政、周楠、胡旭、肖思思、夏冠男、张志龙、刘巍巍、曹玲娟、吉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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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海南华图）